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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姚著中国史》评介:空间考察视野下的中国史


来源:新华社      发布时间:2022/6/6 9:18:24 

在中国早期蒙学教育格局中,文化基础的学习,已经包括时空即时间和空间知识的内容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谓“五方”“六甲”,即涉及空间与时间的学习内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进行了区域文化的分析。关于齐地都会临淄,有“其中居五民”的说法。所谓“五民”,有人解释为“士农商工贾”,也有人解释为“五方之民”。司马迁根据“中国人民所喜好,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”以及“天下物所鲜所多,人民谣俗”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差别,将全国划分为“山西”“山东”“江南”“龙门、碣石北”四个基本经济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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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姚著中国史》(全五册),姚大中著,华夏出版社出版

应重视“人与地”的关系,重视“叙述空间”


《姚著中国史》的优异之处很多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,体现了对司马迁、班固史学思想的继承,即以空间考察的视角分析中国史,理解中国史,说明中国史。


姚大中教授在《姚著中国史》“前言”中说,“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”,应重视“人与地”的关系,重视“叙述空间”。他认为,“社会学、地理学等”应当“与历史学结合”,这样可以帮助“历史解明”。《姚著中国史》正是如此,它力图纠正过去史学“悬空”的问题,“走一个新的方向”。


《姚著中国史》“每册各自独立,合则成套”。第一册《黄河文明之光》“黄河文明:最早的中国”,第二册《古代北西中国》“大中国:‘游牧中国’和‘农业中国’的竞争、共生与融合”,第三册《南方的奋起》“历史的曲线:正统朝代南移长江”,第四册《中国世界的全盛》“隋唐帝国:东亚秩序的轴心”,第五册《近代中国的成立》“中国舞台: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场”。作者没有按照“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”的旧式模板,也不取“封建”或“帝制”的概括语词,果然要“走一个新的方向”。而第一册至第三册分别的叙说中心,从区域侧重看,正与司马迁四个基本经济区的划分相合,即“山西”“山东”-“龙门、碣石北”-“江南”。只不过《史记》分说“山西”“山东”者,在《姚著中国史》中以“黄河文明”“最早的中国”为主题合说。



对秦汉时期的研究别开生面


对于有些地方自然环境的分析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判断,《姚著中国史》颇多中肯之论。


第二册《古代北西中国》称“秦朝统一‘天下’”之后修筑的长城为“大长城”。作者赞扬了秦长城的文化意义:“雄伟的秦朝大长城,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,凭双手和决心,创造并达成了‘极’的构想。”“全面隔断草原—耕地的万里长城,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限。”关于“长城之为‘极’”的认定,以及“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,非只对外,同时也具有对内性”的观点,都是长城史及秦汉工程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。关于长城“对内”的具体史料,有《汉书》卷九四下《匈奴传下》记载“习边事”者郎中侯应的意见。


对于秦击灭六国、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,《古代北西中国》从“北西”方向的空间考察,予以了高度肯定。对于“秦朝”的评价,作者写道:“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、毅力、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,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……”今天人们对于秦政褒贬不一,但是从英雄主义和激进节奏等方面看,姚大中的正面评说是有启示意义的。


由于笔者专攻秦汉历史,不能全面评价《姚著中国史》广角观察、宏大叙事和高位论说的种种精彩,但就秦汉时期的研究而言,确实有别开生面的印象。




书中微瑕


《姚著中国史》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好书。然而其中微瑕,也不妨在这里指出。


比如第一册《黄河文明之光》“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‘国际’统合的准备期(战国)”一节,关于“农村组合”“农村秩序”“农村社会”“农村社会传统的转移”的部分,说到“战国农村大变革展开以来,列国间的连锁反应,也只有速度与程度的差别”,作者在“列国防洪用堤防与灌溉给水所需土木事业,以及多功能运河的开发”章节中引用了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。所谓“土木事业”正涉及笔者近年关注的秦汉工程史研究的主题,因而理当有所注意。所引《河渠书》的文字:“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,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,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……渠就,用注填阏之水,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,收皆亩一钟。于是关中为沃野,无凶年,秦以富强,卒并诸侯,因命曰郑国渠。”水利开发的“土木事业”确实涉及“列国”各地。如“鸿沟”“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”,“于楚”“于吴”“于齐”“于蜀”,各有水利建设。司马迁说“此渠皆可行舟,有余则用溉浸,百姓飨其利”。又说“西门豹引漳水溉邺,以富魏之河内”,则只言“溉”。秦国的“郑国渠”,作用也只在“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,收皆亩一钟”,并不属于“多功能运河的开发”。


作者写道:“这些伟大水利专家中郑国渠的时代已当战国末期,其被推定自陕西省泾阳,经过三原、富平、蒲县等地的运河遗构,今日虽然湮没,但其创造历史力量之巨大,则长存于后人印象。”所谓“这些伟大水利专家”费解,或许“专家”为“工程”之错排。而“蒲县”应为“蒲城”。应当指出的是,关于郑国渠的文献遗存中,根本没有关于其“运河”功能的记述。郑国渠的功能,只在“溉浸”,未见其用以“行舟”。以“郑国渠”为“运河”的错误不知由何而来,但确实是不符合史籍记录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。

(作者:王子今 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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