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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里江山图》:先锋作家的红色叙事


来源:新华社      发布时间:2022/6/13 16:19:21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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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里江山图》:先锋作家的红色叙事


作为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主将之一,孙甘露曾以《访问梦境》《我是少年酒坛子》和《信使之函》呈现独行、前卫与摩登的姿态。时隔二十多年,他写出一部海上“红色新经典”,长篇《千里江山图》。这种奇袭,本身就很先锋。一位作家挑战风格惯性,拥抱了自身的“倒影”。从极度的虚构自由到选择主动受限于历史,从张扬的文本实验到落地生根的主题创作,孙甘露酝酿已久,厚积薄发。


革命的英雄浪漫主义,蒋光慈那种革命加爱情,都被内化为一种“风格的抒情”。它以现代性观照历史叙事,以大写意行小工笔,以心理分析探寻人性底层逻辑,可谓艺术性对主题性的精神消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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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里江山图》原是北宋名画,天才王希孟画出心中江山,叠嶂全景。它与小说相互指涉,形成精神楔引。故事描绘一群心怀江山,千里转移组织的革命图景。1933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撤离的行动计划——名为“千里江山图”。其间经历了组织暴露,叛变告密,特务伪装,清查内奸与不幸牺牲。作家用双峰并峙,时间竞逐的结构,实现故事推进。一边是我方要清查潜伏特务“西施”,一边是敌方猜测我方特派员“老开”,诱引上级,妄图摧毁整个地下情报网。


某种角度看,《千里江山图》是地下革命者的“成长前史”。作家补缀出他们投身革命的青涩,面对审讯的恐惧,斗争经验的不足。这也是白色恐怖时期,大革命转入低谷的精神映射。小说选取危急存亡之秋,迷茫不知前路的历史时刻。


故事开篇是悬疑小说的经典倒置,菜场临时会议泄露,小组成员或被捕,或逃脱。牢房里,被捕者相互复盘,彼此怀疑。既有扰乱视听,也有套取信息,都指向猜测“谁是内奸”。这个过程就是叙事艺术:众人不断补述与回返起点,相互对证并检视故事。每个人都是局部,或保留,或伪饰。罗生门式释放迷雾,真相被不断搁浅遮蔽。


陈千里的出现如同侦探,穿引长卷全景,又见证了图穷匕见。行动小组的成员,充当长卷里一帧一幕——他们都在完成阶段性使命,是斗争的片段与单元。陈千里与千里江山图,又是双关:他即是画卷的合璧者。故事的感人就在“成全”二字,是众人传递式的牺牲,才换来真相的拼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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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控制叙事,阅读和现实事件时长的关系?孙甘露实现了小说装置的艺术——摆上计时器。这不仅提示场景间隔,故事计量与情节分幕,还有重要的心理效应:催促与逼迫。读者阅读和人物执行任务,同构互联,实现了移情与内化共感。我们开始替人物“操心”,时间够不够用,接头能否准时,口信能否带到,位置是否恰当,路线是否合理。


这些拟真出来的时空操作感就像钱德勒的硬汉马洛,轨迹路线大约能复原洛杉矶的空间地理。孙甘露写上海的街道里弄,坐标场景,饮食听戏,无不精细优雅,如VR虚拟实境。细节的力量造就文本的密度,场景的实在。如老方、老肖的逃离中枪,已经精确到动作分解与空间走位。推演永远建立在实境之上。陈千里勘察后才会发现崔文泰出卖老方,凌汶和老易一起去趟广州,才发现诡计。


当诸多评论认为,这部新作动作极快,节奏迅猛时,我倒以为作家有意达成以紧写松,以快图慢的艺术效果。孙甘露想在描写的处变不惊,情节的惊心动魄间,找到反差性制衡。大量风俗场景,文化地理,报章文献的穿插,既是历史写实,再造情境的需要,更是传达一种心态:无论作家,还是人物,都需要这种从容,熟稔,胸有丘壑。


卫达夫也想看场电影,不过“他觉得多半不好看,一个电影,统共三个主演角色,到最后三个都死了。再说时间也不对,第一场就要到下午三点,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”。看似闲笔,似乎也如判词,暗示人物牺牲。“过马路时,他正想拆开点上一支,抬头看见一个女人,好看,他心里暗赞,不对——他又盯着仔细看,确定自己没有看错,他一定在哪里见到过她”。这又写出人性本色,真实男女。第一眼是艳羡,看到了“欲望客体”。第二眼才是任务,是职业心理。


压抑与抵抗,这种角力现于不经意的欲望抬头。崔文泰“忽然起意,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”。“汤里有几片番茄,他撒了很多胡椒,再来两块烧饼。一碗又香又辣、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,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”。男人的胃是通往心里的。而易君年对凌汶的情欲,更形成焦躁的压抑。作家用富于暗示的食与色,恰好说明身体之饥渴,与内奸特务的贪欲形成照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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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甘露更想发掘“地下斗争”中的人生见解,于特殊任务中见出行事的普遍原则。所谓“诡道”,亦是辩证的认识论。“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,总是说,把事情想得太复杂,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”。小说就建立在对人性连续性和断裂性,伪装变化与旧习难改的辩证观察上。“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,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”。身份是历史生成,记忆沉积,它时刻叩问自我存在的本质。


特务卢忠德杀害并替代龙冬,假借易君年的化名,深入上海,借尸还魂。这如同藏家毁匿了真品,让赝品成了孤品,难以鉴别。但他还是不愿抹除所有生存印记,只抽茄力克香烟。他们“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,也许出于狂妄自大,或者——也许在内心深处,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,证明自己是自己”。


卢忠德甚至还想做情感的替代者,俘获龙冬妻子凌汶的感情。孙甘露并不认为特务没有短暂感情。卢忠德和小凤凰有小情小爱,但面对私利和风险,会毫不犹豫杀害凌汶。这与张爱玲《色,戒》属于同一故事类型:你不能说没有真情和肉欲,只不过特务为了自保,不眨眼睛。


小说并没有渲染残酷的刑讯,恐怖的刑具,而是以平淡写残忍,以跳空写悲情。事件性、行动性的外在线条,更多化为心理性,精神化的内向蕴藉。孙甘露只交代“电报式结果”——有无招供,某某牺牲,某某叛变。但它反而增强了叙事显隐、松紧的反差,用留白、轻巧和虚空,处理了革命者不幸遇害。作家深知,对残忍的想象,比残忍更可怖,对悲情的浅吟,使伤痛更持久。这就是先锋作家的抒情手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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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千里江山图》于革命之外的深意,我想是揣度极限、变异和危机下的伦理形变。这也是临界性、研究性的书写。从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,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,几乎都有对人性极限施压后的分析。革命者里既有恋人夫妻,又有父子兄弟。叶桃潜伏探取父亲情报,为验明真相牺牲。陈千里与老师分道扬镳,叶启年对曾经的爱徒,恨之入骨。情感与爱恋在斗争中充当什么要素?作家意在阐释双向疑难,双刃之剑:既向敌人暴露出情感弱点,也为保守秘密,提供了亲缘信任。


叶启年这位教授,进步学者,为何沦为特务头子?孙甘露讨论了伪装与蜕化的区别,前者是隐藏,后者是演变。叶当属前者,是野心家和政治投机者的典型写照。我们也发现有意味的“师徒三角”,如孙膑、庞涓同出鬼谷,韩非、李斯皆出荀况。陈千里和易君年,都曾受教于叶启年,之后展开同源而异出的“斗法”。小说不止一次提示对手的相近,水平的相当,感觉的相似。老方曾说陈千里与老易还挺像,或许“你们合得来”。凌汶的感受是老易与龙冬很相似,却又很不同:才智相当,棋逢对手,而心境相反。


从早期先锋实验,朦胧难解,到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好看精彩,孙甘露完成了一次书写的“轴对称”。就像原本搞“冷抽象”的画家,突然转向超写实;类似乔伊斯突然有天觉得大仲马那样讲讲故事也挺好。《千里江山图》有文本的快感,表现为阅读的加速度,推进性和剥离感;但又像古典油画,色调沉稳厚重。迷雾褪去,真相必将到来,用生命探求秘密,用信念期待未来,就是革命者的英雄气、浪漫感和抒情性。孙甘露笔下不计当下的理想主义者,他们的生命意义当属于历史与未来。(俞耕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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